我剛好寫了三十年小說。這中國小說的三十年，大致可以說是中國小說史上最熱鬧的三十年。寫的人多，發表出版的作品也多，這條路上就必然很擠。一擠就勢必有嫌擠的寫手要千方百計尋找到一條更便捷的路，以利盡快到達他們所想達到的目的。我一直在這個很擠的路上，是被擠者、也是擠的看客。既然被擠，也必生被擠的厭倦，也想尋一條捷徑。算得是一個合格的看客，看足了眾多的表演。
     花了三十年的工夫，在飽覽了眾多小說樣式的嘗試之后，我最終的感慨還是回到了對于小說認知的初始：小說不過是小說，不是能夠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說。小說便是說話，把世俗生活中眾所周知的事情，經過巧妙得體的加工剪裁，有趣地說給大家聽，如此而已。顯然，這不過是我的道理，這個道理的出處，便是我每當在腦海中翻閱已經讀過的無數中國小說中，印記最深還是《快嘴李翠蓮記》、《杜十娘怒沉百寶箱》、《賣油郎獨占花魁》等很早的小說。照說這都是早已過氣的小說，但為什么還能夠固執地殘留呢？不一定要有道理，鮮活的記憶便是最堅實的道理，沒有什么比自己的記憶和感覺更可靠。
     姚子珩先生的這一批小小說，喚起了我關于文學深處的記憶。我以我文學三十年的最終立場認為小說還是應該這樣來寫：一是說的大白話。生活中說大白話易，小說用大白話來說就難。這個難，只有寫小說的自己才明白，很多小說看似寫得很文采、很復雜，其實是作者沒有辦法用大白話來講清楚，才去尋求另外的辦法。二是說的簡練的話。無論是生活中還是小說里，能夠用最短的話語來表述復雜的事情，能夠以一當十、舉重若輕、“一句當一萬句”，都是高手。一件簡單的事情倘若說出一籮筐話還沒有說清楚，生活中這樣的人最好不要選擇當領導這個職業。羅羅索索寫出來的小說，大抵也沒有什么看頭。三是少不了要講一件有趣的事情。生活中要是一堆人冬天里圍爐夜坐，會講故事的人必是中心。如果有人不適時宜語無倫次講意識流，便會認為是神經病。小說斷然是少不了意識流的，但如果把做夢和說胡話也能編成生動的故事，就成了小說家。三十年來我看到許多因不屑講故事的同行，最終還是回到小說講故事的源頭，這是一個重要的啟示。姚子珩是這么來寫小說的，他十分尊崇明清經典白話小說的明白曉暢，又十分珍惜他昔日鄉間生活和現今機關生活的美妙記憶和有趣瞬間，他注重了小說的小，像一個細心的工匠，將記憶中一件件并不起眼的小事，繡成花朵和綠葉，打磨成珍珠和首飾。《癌癥》、《換房》、《鄰居》、《工作餐的故事》、《完假歸主》、《老牛的哀嘆》等很多篇章，都寫得精致有趣，很耐看，是能夠讓人記住和回味的。我們不必對小說寄寓太多的社會沉重，一段文字能讓人記住和回味，就算是點綴了人間的閱讀美麗。
    姚子珩的主業是新聞，觀察世象的職業敏銳和文字的考究，是他小說明亮的雙眼。他抓牢了文學的浪漫之索，使他的小說成功地跳出了新聞的概念。又專注于用心吸收中國小說藝術中最純粹的部分，成為他小說堅實的雙翼。這都是姚氏小說地道的理由。
       （作者系原湖南省文聯副主席、著名作家）